（一）中国之特色信仰，尤其是中国人的信仰，是最难讲的也是最不好说的。为什么呢？原因有三：一者国人不知何为信仰；二者国人不知信仰何方；三者国人不知如何信仰。说白了，这三个问题总的来说是两个问题，一是世界观，二是方法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解决的也是这两个问题。但是无论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它们都是一些大而空的东西。反映到信仰这一问题上，则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上述三大问题。可是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吗？有！中国是自古以来不知道什么是信仰的。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从有文字以来，国人就未曾信仰过什么。学术界有这么一个定论：中华民族是早熟的民族。中国人自西周以来就把目光转向了人本身而非神了。你看中国的神话小说，大多数集中在远古（炎黄时期）和中古（夏商时期）西周之后，我们就很少再看见神话了。所以中国人是不信神的，那信什么？信“天”。
为什么会信“天”呢？“天”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天”不是东西。在孔夫子还没有出世之前，“天”就是国人的信仰。其理论代表性书籍——《易》。《易》就是一部描写“天”的书籍。也就是一部阐述信仰的书籍。当然，这是在当时。在当时（孔子之前）《易》的地位是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一样的。都是一个指导性、理论性的东西。但它和马克思主义又有着一些本质上的不同。什么不同呢？《易》这部书具有中国特色。什么中国特色呢？忧患意识和实用主义。这就是中国的中国特色。中国人的道德观、伦理观以及一些国人骨子里的归属感和自豪感都是西周时期建立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西周是一个农业部落。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夏商周时期是一个部落联盟的时期，其状态很像建国初期的美国。是一个邦联体制的政体。夏商周分别是三个时期而不是时代。也就是说，当夏朝当政时，商朝周朝同时存在。当商朝当政时，夏朝周朝也同时存在。以此类推，它们的关系更像是执政党与在野党而不是传统的中国人观念里的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至于我这么说有什么理论依据。大家可以看一看当时的政区划分就可以知道了。夏朝时，商朝在东、周朝在西。商朝时，夏朝被封在了杞而在周朝时，商朝被封在了宋。由于改变了一个名号，夏变成了杞；商变成了宋。于是就给人一个错觉，好像是这三个国家是三个不同的历史朝代，实际并不是这样的。这是由部落一词叉出来的一点，现在言归正传。
西周是一个农业部落，而农业最依赖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没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水利设施的情况下。老百姓要种地最依赖的，能依赖的也只有一样东西——“天”。于是乎“天”就粉墨登场成了当时老百姓的信仰了。但是老百姓是真的信仰“天”吗？其实不然，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老百姓们敬天、畏天。期望当种地时老天爷能给场大雨，当收获是老天爷能风调雨顺。如果老天爷给力，这样做了。他们就信，他们就拜。如果老天爷不这样做呢？他们就不信，也就自然不会拜了。而这就要说到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中国特色。大凡是农业部落与农业国家，都会有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这又是农业部落或国家的标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无奈。对！就是因为无奈，老百姓渴望天能带来风调雨顺，能带来五谷丰登。但老天爷可不是你家的娃，也不是你说是啥就是啥。所以农业国家里的人会发现这么一种现状，自己越是敬天，越是畏天。老天爷反倒是越不给面子，不是今天沙尘暴，就是明天闹雾霾。极端天气、恶劣天气是层出不穷，此起彼伏。面对这些，他们怎么办？一个字——忍。可是忍到了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那怎么办？于是就探索规律，摸摸老天爷的脾气。所以《易》就出来了！《易》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前面说过，《易》就是一部描写“天”的书。现在看起来晦涩难懂，但在当时可是家喻户晓，人所尽知的。甚至是最没文化，最老实农民也能看得懂。为什么呢？因为整部《易》就是不同长短的“杠杠”排列组合而成的。而不是一些晦涩难懂的文字。是图画不是文字，自然就容易理解了。就比如你要找一个人，拿着一本你用语言用文字详细描述的书去问老农民。他们当然不懂，但是如果你拿着画像，拿着照片去问。说不定他们就能理解。这是一个道理。至于我们现在所读的，不是《易》而是《易传》《易传》和《易》是两个东西，《易》是占卜书，《易传》是哲学书，而出现的历史时期也不相同。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由此可知《易》这个东西就是一部相当实用的占卜用书，和我们现在用的新华字典一样，属于工具用书。既然是工具用书，自然就拥有它的实用性。于是中国特色的第二个特点——实用主义也就呼之欲出了。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式信仰。历来具有的两种特色——忧患意识和实用主义。而这两种东西也就必然会导致出现一个现象——中国人对于信仰，是信则灵。不灵则不信。以至于之后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都是在讨论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是信仰。而这个问题最终被谁解释了呢？孔夫子，孔丘。为什么孔丘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因为他在当时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是为孔子之革命。
（二）孔子之革命孔子有过革命吗？有！依据何在？《史记孔子世家》。那么孔子为什么要革命呢？因为当时礼崩乐坏，国民信仰丧失。旗帜：仁爱；方法：起初入朝为官而后游走列国；目的：解释信仰的实质，树立国民之信仰。结果：解释了信仰是什么，没有树立国民之信仰。所以以失败而告终。孔子为了树立国民之信仰，做了三大革命。第一、复礼乐；第二、隳（hui）三都；第三、游列国。先说第一，复礼乐。礼乐制度是西周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其思想政治臻至成熟的体现。既然说起礼乐，那我们就不得不弄清楚什么是礼，什么是乐。礼者，等级也；乐者，和谐也。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和谐的制度。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和核心价值理论体系。而这么一套东西，有什么作用呢？其最大的作用在于可*作性。在西周时，礼制是十分严明的。周天子吃饭吃什么，怎么吃；诸侯大夫们吃什么怎么吃；贫民百姓吃什么，怎么吃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形式。这是吃。在穿着方面更是等级严明，比方说。天子戴十二旒，诸侯戴九旒，大夫戴六旒。百姓不戴旒。所谓“旒”就是挂于帝王将相“冕”至上的一串珠子。当然，这一套规矩再后来就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但在当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年代，这是不可违背的真理信条与准则。除了吃穿，住行也有等级要求。甚至是丧葬嫁娶，迎来送往都有着严格的等级界限。具有鲜明的可*作性。其实这就是政治，中国人向来把政治当做什么神圣的东西。好像是离地万里，遥不可及。其实不然，政治就是衣食住行，就是你我身边的点点滴滴。在某一方面说，政治在中国就意味着生活。在这一方面，本人不才曾写过一篇《作一个自由的读书人》的文章，其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言归正传，孔夫子为什么要恢复一个在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做是“垃圾渣滓”的礼乐呢？因为礼崩乐坏，国之不国。我们都十分清楚，自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西周就已经灭亡。东周是建立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里的，在那个年代中，生灵涂炭，烽火连天。以前西周的各个封国这时都想坐一坐老大的位置，都想感受一下当天子的感觉。于是天子大权旁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就沦落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还只是春秋时期，到了战国“礼乐征伐就自大夫出”了。天子只有一个，礼乐征伐就只有一套；诸侯和大夫可不止一个，礼乐征伐也就不止一套。你有一套，我有一套。其结果只能是天下乱了套。天下乱了套就无等级，无等级就不和谐。其结果就是礼崩乐坏，征伐不断。老百姓自然是受害主体，但是就连想孔夫子这样的“官宦人家”也是朝不保夕。怎么办呢？在孔夫子看来，就只能是恢复礼乐，让天下从新开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就好了嘛！一人致礼作乐，一人统领全国，这就不会乱套。不会乱套也就处处和谐，处处和谐也就天下大治。但是这可行吗？不可行！为什么不可行？因为条件不允许，就拿鲁国为例，鲁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孔子出任鲁国大夫，官至大司寇（相当于现在的中国公安局局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但是鲁国的实权却是在三桓的手中。三桓者，就是鲁国的三位大夫，他们掌握着鲁国的军队也就掌握着鲁国的命脉。鲁君是无法自己调动军队的，这也就意味着鲁国的礼乐征伐鲁君是掌握不了的，这些东西掌握在三桓的手中。但是三桓是三人，也就有三套礼乐征伐，孔子要想复礼乐就不得不采取第二个革命——隳三都。所谓隳三都就是拆毁三桓各自领地的城墙。前文说过，礼乐制度中的“礼”就是等级，那么天子、诸侯、大夫的各自领地的城墙自然也是不同的。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大夫的领地城墙不得高于18尺。但是当时鲁国三桓的城墙任哪一座也比18尺高。这就不行了，于是孔夫子主张隳三都以行王道，复礼乐以统四方。鲁君当然是乐观其成，但是三桓可就不干了。于是在鲁昭公27年即公元前515年，将孔子驱逐出境。于是孔子就开始了他的“世界旅游”。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孔子为什么一定要隳三都呢？这就要说道信仰的另一个特点——唯一性。上文说过，信仰是要有可*作性的，但是可*作性的有很多，凭什么就要是信仰呢？因为信仰还要有一点，那就是唯一性。信仰要是唯一的，是统一的，是一元的。也就是说，无论你信仰什么。你都只能信仰一种。信仰神仙，只能是一种神仙。信仰主义，只能是一种主义。你不能即信仰耶稣又信仰佛祖；也不能即信仰社会主义又信仰资本主义。二者必选其一，而且它们之间也是不相容的。放到老百姓那里，就是一道单选题。最好的是单选题中只有一个答案，没得选也就只能选它了。但是孔子的时代呢？是多选题的时代，不仅是多选题而且是多答案。这就不符合信仰的特点了，于是孔子就想将其他答案统一起来，和谐起来。这才有了隳三都。如果成了，那么至少在鲁国就只有一种统治思想了，可惜他失败了。但是也正是由于他的失败，才导致了信仰的第三个特征渐渐的浮出水面。是什么呢？——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孔子在他人生的最后关头，干了第三次革命，这次革命不是那么的血雨腥风。非但不血雨腥风还颇有些浪漫主义情怀，那就是周游列国。其实说的好听叫周游列国，说的不好听就是到各国去要饭。孔子拿着他的那套信仰，去游说各个国家，其结果自不必说。而在他困于陈蔡之间时，他开始怀疑了，开始忧虑了。他问道：“我的信仰错了吗？如果不错，那何止于此呢？”他的弟子颜回答：“不是老师您的信仰错了，是他们那些个国君不理解您的信仰。他们不理解您的信仰，不更加说明您的信仰难能可贵吗？不更加说明您是一位正人君子吗？”呵呵！这简直就是扯淡逻辑，别人不理解你，你的信仰就高尚，你就是正人君子？那么希特勒还说没人能理解他的信仰呢，那么希特勒也是高尚人士，正人君子了吗？这不多说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孔子虽然没能实现树立国民信仰的终极目标。但却误打误撞的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信仰。通过以上三点我们可知，信仰要具有可*作性；具有唯一性；具有矢志不渝的坚定性。由此三者我们也就可以称之为信仰。但是这只是信仰，而非中国式信仰。前文说过，中国是信仰是具有忧患意识和实用主义的特色的。所以在中国，信仰就只能产生出一种东西——小农之精神。
（三）小农之精神孔子之革命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信仰。那么小农之精神是否应该告诉我们信仰何方？信仰什么呢？其实不然，这一部分内容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要信仰什么，恰恰相反。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信仰什么。那么不要信仰什么呢？一曰暴力，二曰权力，三曰愚昧。而这三者，恰恰就是小农之精神的核心。暴力其实并不可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暴力其实是一个社会的开端与源泉。当生产力上升，生产活动与生产形势发生转变。剩余价值就产生了，而当剩余价值产生时，权力分配、财产分配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靠什么、凭什么来分配权力、财产呢？无论各个社会，也无论东方西方，都选择了暴力这么一个简单而粗暴的评判方式，谁的拳头大，谁的胳膊粗，谁就是老大，谁就理所应当的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财产。但到了后来，东西方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西方世界放下了武器，拿起了算盘。于是就产生了资本主义；东方各国放下了武器，拿起了权杖，于是就产生了集权主义。权力也就应运而生了。前文说了，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其主体就是农民。那么农民的精神就是权力制约论。由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形态就是“金本位”；由集权主义形成的社会形态就是“官本位”。生活在官本位下的农民，就像是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他们是由单个的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根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事实上，农业民族更喜欢的也是权力而不是暴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带来不幸，但破坏力显然小于暴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别无选择，农业民族宁肯信仰暴君，也不要暴民；应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举例说明，就好比说是在新中国建立不久，“铁人”王进喜。他为什么拼了命的要挖油田？为什么当知道了新中国没有油料资源时的他会蹲在马路边上痛哭流涕？因为他希望新中国是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是一个有能力有本事保护他并从上面给他雨露和阳光的权力中心。他不希望新中国因为没有油料资源而被别的阶级侵犯，也不希望中国因为缺少油料资源而重新陷入暴力的泥潭之中。其实当我看到视频上说王进喜因为挖井无水而一盆一盆的从老百姓家里端的时候，我想的不是王进喜多么的伟大。而是老百姓多么的可怜，为了新中国的稳定；为了油料的开采，中国不惜老百姓的人力，物力，财力。他王进喜拼命拿下大庆油田是所有老百姓的功劳可是老百姓不能代表自己，他们需要王进喜做他们的代表。王进喜也不能代表自己，他需要新中国来代表他，就这样一层层的代表下去，集权就形成了。这就是小农之精神。小农之精神之中还有一点就是愚昧。“马铃薯”是不能有思想的，也是不能有自己的主张的。他们最好就是一群什么也不懂的农民。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很显然，这样做就可以维持稳定，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充分得到保护。而小农们也乐意与如此，因为他们还希望得到权力的保护。就这么样，小农们就刻意将自己无知化，将自己愚昧化。生病了不看医生看巫师。将美的，好的。所有高雅的都变成随意的，方便的。极具实用价值的。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有一美丽动人，亭亭玉立的革命少女在唱歌，唱的歌词是这样的：革命的请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去！这时一位老大爷看不下去了，对旁边的人说道：“我就挺老粗的了，怎么这女孩儿比我还老粗？我再怎么样也没唱过‘滚他妈的去！’呀！”谁知这话被那女孩听见，她当场反唇相讥道：“你这老汉！政治思想有问题啊，你这是资本主义思想啊！”然后就是一顿批斗。当然，这个故事不一定可信，但是其中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不少的体现。黑白不分，丑恶不明。甚至近些年来国人对高雅与低俗也有了不同的见解，甚至弄不清了。在这个故事中，批斗就是暴力；能够批斗就是权力而为了一句歌词就批斗就是愚昧。我并不想说我们要反对什么，但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信仰这些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新鲜空气接踵而至。自由民主蔚然成风，但是如果我们依旧不能正视信仰，不能放弃小农之精神。自由民主就永远只是一句口号，永远只是高堂之上的一纸白书。中国不能在这样了。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呢？这就要说到第三个问题了——如何信仰？怎么信仰？我想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大思想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而其中鲁迅先生正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我将这种方法称之为鲁迅之主义。
（四）鲁迅之主义孔子之改革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信仰；小农之精神告诉了我们不能信仰什么而鲁迅之主义则要阐述怎么样信仰，如何信仰。总的来说有两点：一是韧性精神；二是慢而不息。何为韧性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不懈的“流氓精神”。大家都知道流氓，在山东叫青皮。在山东火车站可以看到这么一群人，当你下火车的时候。他们要帮你拿行李，他说五毛钱。你说不需要，他还说五毛钱；你说给你一块，不需要。他还说五毛钱。反正他就认识五毛钱，无论你需要不需要，也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反正就是五毛钱。这五毛钱就是他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无论你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想。反正他就要定了这五毛钱。那么你说我给他五毛钱请他走不行吗？不行，他还一定要帮你拿行李，不帮你拿不行。这就是“流氓精神”，也叫做韧性精神。而为什么要冠之以鲁迅的名义呢？因为我们可以从鲁迅的身上看到这种精神。鲁迅这个人，对于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历史地位是和孔子差不多的，曾被神圣化。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很喜欢鲁迅的，但是他毕竟没有和鲁迅见过面。对于鲁迅，毛主席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肯定鲁迅的同时又曾经批评过他，说过他有些思想是过时的，是不合时宜的。但我们看到鲁迅的那些“过时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有很多反而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下的生活有着启发性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韧性精神”。中国是很缺乏“韧性精神”的，中国的人民因为具有强烈的小农意识所以他们的信条只有一个：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是走极端的。但是这显然是不行的，鲁迅曾经说过：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改革都是要流血的，这是不错的。强拆和城管的暴力执法就是明证。但是有什么办法吗？有，办法就是对信仰的“韧性精神”。我们的信仰，不要奢求你这一辈子能够实现，不仅你这一辈子看不见。就连你们下辈子，下下辈子估计也看不见。那么我们要怎么办？要一代一代的努力。要一代一代的去奋斗。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纠缠如毒蛇。我觉得“纠缠”二字用的是极为绝妙的，你现在有权力，有地位，有财权。我动不了你，那么我就不停地骚扰你，让你不舒服，我就“纠缠你”，让你不知所措。这是“韧性精神”。那么什么是“慢而不息”呢？我理解的慢而不息就是做什么事，一定要慢，不要着急，越是着急就越是做的不好。放到信仰里，就是要将信仰放入在生活之中，让它真正成为我们生活得一部分。那么怎么样才能让信仰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呢？就是不要刻意的去追求信仰，不要刻意的去提倡信仰。我们中国，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都会产生这么一种现象。那就是我们越是刻意，越是强调，越是主张。就越会有人反对，有人阳奉阴违。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慢慢来，让信仰像春风化雨一般的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人们。不要急，但不要停。要慢，但不要息。朱镕基，这个名字已经渐渐的淡入了人们的视线。他曾说过：“我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剩下一口留给自己。”在他的一生之中，不停地反腐，不停地改革。但是他并不急于求成，而是渐渐的，慢慢的反腐。慢慢的改革。但终究还是碰到了钉子，因言获罪。这两种精神，正是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将信仰这么一个来去无影，深不可测的东西的来龙去脉讲了一下。什么是信仰，不能信仰什么，怎样去信仰。我这篇文章的主旨就在于此。姑且将它命名为吧。因为对我以及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信仰确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但是没有信仰也是万万要不得的。因为要有，所以事儿。因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是小事儿。信仰这点儿小事儿，确实是比较费事儿。